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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法朗士作品的譯介

    作為一個杰出的法國作家的法朗士在20世紀20年代就開始為中國人所接觸、了解了。當時新文學的陣地刊物之一《小說月報》功不可沒,而《東方雜志》也成為介紹法朗士的另一翼主力。

    1921年11卷12號《小說月報》刊發了天迦翻譯的“亞那多爾法蘭西”原著的戲劇《快樂地過新年》譯后記中簡單地介紹了法朗士的生平及創作。此后天迦又于同年12卷8號上再譯了法朗士的《紅蛋》。1922年5號《文學研究欄》刊登了陳小航的譯作《法朗士傳》,這是一篇全面記敘法朗士生平、創作及活動的傳記。迨至1924年沈雁冰、鄭振鐸主筆的《現代世界文學者傳略》中也專節介紹了法朗士。1925年10卷1號法朗士的《李例佛的女兒》由深諳法語的敬隱漁譯出。1924年15卷號外刊載了沈性仁根據英文轉譯過來的法朗士的《啞劇》一劇,譯者指出,法朗士雖是散文家,不長于戲劇,但本劇卻是世所公認的杰作。1926年17卷1號上,詩人李金發發表了《法朗士始末》一文,除全面介紹法朗士外,還在文中提到外國文學的借鑒作用。

    同期譯介法朗士作品的還有《東方雜志》。早在1920年該刊18卷1號便刊載了英國《觀察報》記者訪問法朗士的訪問記及法朗士本人對歐戰的看法。18卷7號、19卷1號上分別有李玄伯譯的《ニ年花月的故事》,稱法朗士為思想最新的作家,并介紹了 1921年諾貝爾獎得主法朗士的情況;在19卷1號上還刊有仲持譯的法朗士的《圣母的賣藝者》;19卷2號,“歐洲文壇偉人的時局觀”欄目刊發了鄭超麟譯的《法朗西的非戰事主義》。直到20年代末《東方雜志》介紹法朗士的文章多達十四五篇。

    20年代的其他刊物《世界文學》、《現代小說》、《小說世界》、《中法教育界》、《貢獻》、《真善美》等刊都曾發表過法朗士的小說、論文以及有關法朗士的評論。

    法朗士作品漢譯本首推穆木天譯的《蜜蜂》(上海泰東圖書館,1924,1927)在其后10年中相繼有十幾本單行作品問世,法朗士在中國形成一股小小的熱潮。譯介的作品有沈性仁譯的《法朗士集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25),曾仲鳴譯的《堪克賓》(上海創造社,1927),金滿成譯的《友人之書》(上海北新書局,1927),《紅百合》(上,F代書局,1928),李青崖譯的《波納爾之罪》和《藝林外史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28,1930),顧仲彝譯的《樂園之花》(上海真善美書店,1929),杜衡譯的《黛絲》(上海開明書店,1928)和徐蔚南譯的同名小說易名為《女優泰倚思》(上海世界書局,1929),顧維熊譯的《喬加斯賓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30,1933)、黎烈文譯的《企鵝島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35),陳聘之譯的《白石上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35),趙少侯譯的《法朗士短篇小說集》(上海商務印書館,1936)等。

    30年代的《文藝月刊》在譯評法朗士作品方面替代了20年代的《小說月報》和《東方雜志》,刊發了相當數量的有關法朗士的譯作和評論。如趙少侯的《法朗士生活之一斑》,曹泰來譯的獨幕劇《恕》,趙少侯譯的小說《克蘭比爾》,王聯曾的《法朗士身后之毀譽》。此外,《光華大學學報》、《大陸雜志》、《譯文》亦有譯文和評論。

    40年代對法朗士作品的譯介處于低潮。新譯的只有謝康譯的《佛朗士童話集》(重慶青年書店,1944),并重版了徐蔚南1929年譯的《女優泰倚思》,易名為《泰綺思》(1947)。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《文藝雜志》(2卷11期)鮑文蔚的長文《論法朗士》,作者掌握了不少各方面材料,文章表達了作者許多深思熟慮、較有見地的看法。
    50年代以后,法朗士還曾小熱過一陣子。1955年11月《譯文》為紀念十月革命38周年,登載了法朗士的《社會主義是人類的良心》(李光中譯),1954年第8期發表了高爾基的《阿那托爾•法朗士》(黃巖譯),同期還譯有法氏的作品《克蘭比爾》,文后附有ー個后記。1956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蕭甘、郝運合譯的《諸神渴了》。同年作家出版社重版了趙少侯譯于1936年的《法朗士短篇小說集》。

    30年后的1981年葉君健譯出法朗士的《一個孩子的宴會》(中國少年兒童出版)。1989年郝運、李劼人合譯了《天使的叛變》(上海譯文出版社),1992年郝運、蕭甘又合譯了《法朗士小說選》(上海譯文出版社)。此外,還出現了幾個重譯本:如《蜜蜂》有方德義、宮瑞華合譯本,《企鵝島》又有郝運譯本(1981),《諸神渴了》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再版(1982),《黛絲》有傅辛譯本(上海譯文出版社,1982)。在所有法氏作品中,數《黛絲》譯本最多,從20年代至80年代前后共有5個譯本。此外1982年《外國小說》1期和3期上分別刊有趙少侯和吳丹譯的《克蘭比爾》和《女牢》。1987年2期的《世界文學》譯載徐知免的《中國故事》(雜談)。而《春風譯叢》和《當代外國文學》上又分別有馬玉蘭和張月楠譯的《著卡斯特》。

    這一時期對法朗士的研究文章有兩篇值得一堤,一是1982年第5輯《外國文學研究》集刊上吳岳添的《人道主義法朗士》和1982年第3期《當代外國文學》上徐知免的《論阿那托爾•法朗士》,前者通過作品剖析,考察法朗士人道主義思想的形成、發展及主要特點,說明他激進的人道主義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進步作用及局限性;后者通過對法氏創作綜述,論證了有關法朗士是一個“享樂主義者”,“懷疑是義者”,“悲觀主義者”等老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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